今年3月，因为信用卡出现逾期，阿龙（化名）加了一个“逾期收抱团取暖”的微信群。阿龙告诉记者，群里大多都是一些在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网贷平台借款出现逾期的人，他们日常分享的话题主要围绕逾期后如何面对催收。
“群里面也有一些自称可以提供专业债务处理的中介机构，他们中有为了防止被欠款平台催收，为欠债用户提供通讯录防爆拦截服务的；也有为避免被银行催收起诉，代理用户与银行‘协商’免息分期还款服务的。”阿龙表示。
南都记者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以“反催收”、“债务处理”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后发现不少针对逾期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和个人，他们主要在这些社交平台上通过发帖的形式宣传自己的业务。
王林（化名）就是专门为银行信用卡逾期用户提供协商停息分期服务的中介，在他的微信朋友圈中介绍到：“浦发、交行、招行、平安等十多家银行的信用卡逾期分期全国可做，通过二次协商分期，帮你摆脱电话短信催收，帮你减免每个月还款压力，帮你重新制定分期方案，最长60期”。
在南都记者与王林的沟通中，他详细询问了记者的逾期信用卡的银行名称、金额、逾期时间、收入水平，以及想要协商多少期还款等信息，然后让记者准备好身份证、信用卡照片、预留手机号、邮箱等资料，他们那边会提供委托书以及申请表，然后他们就可以代理用户去与银行协商停息分期适宜。
对于收费情况，王林表示，信用卡逾期两万元左右收费在1800，大概是逾期金额的8.5％左右，如果逾期的金额较大，费用还可以有优惠。据阿龙表示，这类服务收费少则两三百，多则能收到负债金额的20%左右。
此外，对于记者提到之前咨询银行并未有停息分期这项服务时，王林表示：“个人没有办法申请，所以需要我们专业公司来做。” 至于具体如何与银行协商操作，王林并未详细告知。
而林凡（化名）则主要是为网贷逾期用户提供通讯录防爆拦截服务的。在其微博帖子里提到“有网贷不打算还的，逾期暂时还不上的，做个防爆拦截强制上岸”。事实上，在闲置物品售卖网站“闲鱼”上搜索“防催收”等关键词，里面也出现不少网贷逾期通讯录防爆软件的售卖，价格在1元到100元不等。
除了“防催收”、“反催收”中介，还有不少逾期欠债人士组成的“反催收联盟”。华南地区某股份制银行信用卡中心负责人向南都记者表示，在一些反催收群里少则几十人，多则两百余人，群里有专人教大家如何与银行沟通、如何写投诉材料，甚至有完整的投诉模板。
而这类反催收的套路的核心就是“把事闹大”，迫使金融机构作出让步。据上述负责人介绍，这些反催收的套路中有让逾期客户制造“噱头”，扬言以群访、自杀等影响社会稳定的手段，要求银行从宽处理，达到减免费用、宽限还款等目的；也有借助百度贴吧、新浪微博等公众网络平台，将逾期客户的信访材料广为传播，以制造所谓“声势”；还有提供投诉模板、各监管机构投诉地址等，教唆逾期客户向监管机构施压，升级投诉。
搭便车
“反催收联盟”借疫反扑
事实上，今年疫情爆发以来，贷款逾期问题让不少金融机构倍感头疼。仅从信用卡公布的数据就可见一斑。央行此前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918.75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27%。
在逾期问题的背后，是不少反催收联盟成员利用政策倾斜“搭便车”。在疫情发生不久后，央行、银保监会等多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举措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为在疫情期间受疫情影响人员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然而，原本这些为照顾受疫情影响人群出台的福利政策，但却被一些反催收人员借题发挥，将政策变为其拖延还款、逃避催收的“理由”。
“疫情期间我们公司的投诉量大幅上升，八成以上的客户反馈疫情导致没有收入或收入减少，要求停止催收和享受减免”，某大型金融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向南都记者表示，但据我们了解，真正受疫情影响导致还款能力丧失的用户比例不高，其中超过5成声称受到疫情影响的用户其实是借机延迟还款或者争取各类针对疫情的优惠政策，一旦不满足其要求就威胁投诉，给催收工作带来的较大的困难。
除了金融科技公司外，持牌的金融消费机构也受到了反催收联盟的冲击。某消费金融公司催收部门负责人向南都记者表示：“去年没有疫情，我们停催也就四五千万，但是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我们停催一两亿，池子突然增长了两三倍。不仅如此，我们的投诉量激增，过去一年银保监会的投诉也就100多单，但今年截至5月底就有320多单投诉”。
“近两三个月，我们催收近三四成的借款人都是通过代理人沟跟我们沟通，号称是自己的‘表哥’‘亲戚’等”，上述催收部门负责人表示，但一张口就知道他们是专业的，不仅对催收整个流程了如指掌，而且知道企业和监管的痛点。
而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止于此。另一家某股份制银行信用卡中心人士也向南都记者表示，今年一季度，资管部门收到的套用模板类的投诉占到了投诉量的80%，给银行日常处理协商还款造成了很大困扰。
对于银行来说，一方面要响应监管要求，“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征信上予以宽限”，但另一方面，如何识别受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客户，在实际执行上存在难度。上述人士表示，一线防控人员和患者的身份相对好认定，其他情况责缺乏有效的识别手段。与此同时，协商中介的涌入更加大了识别难度。
事实上，疫情发生以来，受反催收教唆或中介代理风险的客户增多，导致催收人员在沟通时处理难度增加。上述银行信用卡中心人士表示，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有客户通过激怒催收员等方式，收集银行失误的证据。此外，要求分期、减免费用的客户增加，欠款回笼的周期延长，银行利费收入减少；逾期欠款协商分期后，再次逾期的风险也进一步增加，后续催还难度加大。
监管加码
加大对“逃废债”打击
正因为反催收产业日益猖獗，在今年的两会上，“打击恶意逃废债”作为稳金融的重要手段，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简称《报告》）。《报告》起草组成员孙国君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共修改89处，将“打击恶意逃废债”增加进政府工作报告。
而监管部门对这类反催收联盟也是保持高压态势。在去年9月，广东银保监局发布“关于防范代理处置信用卡债务”的风险提示。广东银保监局提示称，“代理处置信用卡债务”行为，不仅扰乱消费者还款计划，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表现形式包括收取高额佣金、增加了还款费用、个人征信系统留有不良记录。
除了金融监管部门，公检法部门也加入对此类行为的打击中。此前，深圳市福田区出台了《关于督促网贷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的函》。而深圳公安局南山分局近期在通报中也指出，警方已梳理、查封部分平台恶意借款人名下资产，并对相关银行账户进行冻结，对此类人群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可将类似经验推广至全国。
面对恶意反催收，有金融机构人士向南都记者表示，监管部门要出台相应措施，打击反催收团体这种借机招揽钱财恶意破坏国家信用体系的行为；而公安机关也可以多举措打击欺诈。逃废债案件普遍金额小，加上资金方属地分散，很难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解决问题。建议对恶意逃废债，经催收后仍不履行还款义务，涉嫌构成共同犯罪的，公安机关予以严厉打击。
反催收对行业与社会稳定造成的不良影响，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在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徐进伟看来，反催收组织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催收秩序，导致原本可能与债务人达成的还款计划搁置，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坏、呆帐问题进一步突出。
反催收产业除了对金融系统造成危害外，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海清认为，反催收产业的“流行”还会给债务人带来包括刑民事责任在内的多种法律风险，“由于所谓的“反催收”产业尚未有明确的监管措施，其组成人员也良莠不齐，债务人一旦被钻了空子的不法分子所利用，进而陷入‘套路贷’的泥沼，将给自己、给家庭带来更大的危害，从而成为刑事犯罪的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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